第一章
哨子声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，猛地扎进鼓楼夜市嘈杂的声浪里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抓着铺在地上的蓝色塑料布的两个角，刚想把那堆棉袜、丝袜、尼龙袜胡乱卷起来，那几个穿着制服的身影已经从巷子口冲了过来。手电筒的光柱在我脸上晃了一下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
“跑！”旁边卖盗版磁带的小子吼了一嗓子，抱着他的木头箱子，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蹿进了人群。
人群“嗡”地一声散开，又迅速合拢，像被石头砸开又瞬间愈合的水面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剩下本能的恐惧。那块摊布连同上面几十双袜子，像焊在了地上一样沉。这是我这个月全部的本钱。
“那边那个卖袜子的！站住！”
一声断喝，让我彻底慌了神。我扔下摊布，拔腿就跑。皮鞋踩在油腻腻的石板路上，脚底直打滑。我不敢回头，只听见身后追赶的脚步声、叫骂声和货品被踢翻的混乱声响，混杂在一起，像一场劣质的战争电影。
我一头扎进旁边一条更窄的巷子，这里没有路灯，只有各家后窗漏出的一点昏黄的光。空气里弥漫着剩饭馊水和廉价洗洁精的味道。我跑得肺都要炸了，衬衫湿漉漉地贴在背上，那是从国营纺织厂下岗时发的最后一批的确良衬衫。
眼看就要被追上了，巷子尽头却是一堵死墙。我绝望地停下脚步，扶着墙壁大口喘气。完了，我想，这次连人带货都得被“没收”。
就在这时，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悄无声息地滑过，带起一阵风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那辆车又一个急刹，停在我面前。是个女人，骑一辆半旧的凤凰牌女式自行车。她没看我，眼睛利索地扫了一眼巷子口追来的人影。
“愣着干啥？想进去蹲一夜？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脆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急促。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她已经跳下车，一阵风似的跑回巷口，在我扔下的摊布前蹲下，两只手麻利地一兜一卷，把所有袜子连同摊布一起，卷成一个紧实的包裹，然后返身跑回来，一把塞进了她自行车的车筐里。整个动作行云流水，快得像变魔术。
手电筒的光已经照进了巷子。
她跨上车，回头低喝一声：“上车！坐后面！”
我像是被线牵着的木偶，机械地跨上了自行车的后座。
“抓紧了！”
她猛地一蹬脚踏，自行车“吱呀”一声，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拐向了另一条更黑暗的岔路。风声在我耳边呼啸，我下意识地抓紧了她腰间的衣服。那是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布料硬邦邦的，硌得我手心疼。
第二章
自行车在七拐八绕的巷子里穿行，像是游在城市毛细血管里的一条鱼。女人对这里的地形熟悉得惊人，每一次转弯都恰到好处地避开了大路上的光亮。身后追赶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。
最后，车子在一个老式居民楼的天井里停下。这里堆着废弃的蜂窝煤和破旧的家具，角落里一只野猫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，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
她跳下车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借着楼道里昏暗的灯光，我才看清她的脸。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扎着一个简单的马尾，脸颊因为刚才的剧烈运动泛着红晕。算不上多漂亮，但一双眼睛特别亮，像黑夜里的两颗星。
“下来吧，安全了。”她拍了拍车后座，声音恢复了平稳。
我有些僵硬地从车上下来，腿肚子还在发抖。刚才那一幕太快，我到现在还有点没缓过神。
“谢……谢谢你。”我憋了半天，才说出这句干巴巴的话。
她没接话，只是把车筐里那个蓝色的包裹拿出来，递给我。“点点，看少没少。”
我接过来，沉甸甸的。打开一看，几十双袜子一双不少，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，连那张当价目表的硬纸板都还在。我心里一阵发热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你……你也是摆摊的？”我问。
她点点头，指了指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的一个布袋子，“我卖鞋垫，还有一些针头线脑。”
“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批货就全完了。”我由衷地说，“我叫陈峰。纺织厂的，刚……刚下来没两个月。”
说到“下来”两个字，我声音低了下去。这像个难以启齿的烙印，时刻提醒着我身份的转变。
“我叫林岚。”她回答得很干脆，“以前是罐头厂的。厂子去年就不行了。”
原来是同路人。我心里的那点尴尬和局促顿时少了很多。我们这些从厂里出来的人，就像是被连根拔起的庄稼，扔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，只能靠自己野蛮生长。
“你这不行，”林岚看着我，摇了摇头，“你跑得太慢了，东西也收得慢。城管的哨子一响，你就得动手，不能等他们到跟前。还有，你那位置也不对，堵在路口，不抓你抓谁？”
她一口气说了一串，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在指点一个新兵蛋子。
我有些脸红，呐呐地说：“我……我第一次来鼓楼这边，以前都在西门口那边摆。”
“西门口那边的‘老虎’（城管的黑话）心软一点，这边不一样，这边是‘创卫’（创建卫生城市）重点区域，查得严。”她把散下来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，“你这样不行，早晚得赔光。”
我沉默了。她说的是实话。这两个月，我像个无头苍蝇，东躲西藏，赚的钱还不够交罚款的。那种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国企工人，沦落到街头小贩的心理落差，比没钱更让人煎熬。
“我请你喝碗馄饨吧。”我抬起头，看着她说，“就当是谢谢你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很亮，似乎能看穿我口袋里为数不多的几张零钱。她笑了笑，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。
“行啊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我请你。你这新手上路，省着点花。”
第三章
我们去了夜市背后一条小街上的一家馄饨摊。摊主是个驼背的老头，跟林岚很熟。
“岚子，今天收工早啊？”老头一边麻利地包着馄饨，一边跟她打招呼。
“碰到个愣头青，帮他一把。”林岚笑着，把我推到一张小桌子前坐下，“王大爷，来两碗大的，多放香菜和虾皮。”
热气腾腾的馄饨很快就端上来了，薄皮大馅，汤头鲜美。我饿坏了，也紧张坏了，埋头就吃。一碗馄饨下肚，冰冷的四肢才渐渐暖和过来。
林岚吃得比我慢，她用勺子轻轻撇着汤里的浮油，一边吃一边跟我说话。
“你以前在纺织厂干啥的？”
“技术科，画图样的。”我说。
“文化人啊。”她笑了，“怪不得像个书生，跑起来都比别人慢半拍。我们罐头厂的，都是力气活，跑起来快。”
她的语气里没有嘲讽，只是一种陈述。我听了，心里却不是滋味。在厂里，技术科的是“坐办公室的”，总比车间一线的工人高那么一头。可现在，到了这夜市里，人家跑得快就是本事，我这画图样的本事，一文不值。
“你卖这袜子，哪儿进的货？”她又问。
“火车站旁边的朝阳批发市场。”
“贵了。”她立刻说，“朝阳那边是二级批发，专坑你们这种散户。要去就得去三十里铺的纺织品批发城，早上四点就得去抢货，能便宜两成。”
我愣住了，这些门道我一概不知。我只是听人说卖袜子本钱小，就一头扎了进来。
“还有，你不能只卖袜子。”她用勺子柄指了指我的货，“太单一了。得搭配着卖。你看我，鞋垫、鞋带、针线包、顶针、小剪刀，这些东西不起眼，但家家户户都用得着。买鞋垫的，顺手就可能带一付鞋带。你卖袜子的，可以搭着卖点樟脑丸、小手绢什么的。这叫‘连带销售’。”
“连带销售？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觉得很新鲜。
“书上看来的。”她淡淡地说，“没事多看看《商界》和《销售与市场》，路边书摊上五块钱一本旧的。总比瞎琢磨强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些震动。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凭着本能和胆子在街头混生活的女人，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一面。我自诩是“文化人”，下了岗却只知道怨天尤人，根本没想过去学习怎么做生意。
那晚，她跟我说了很多。怎么选位置，怎么看人流，怎么跟顾客讨价还价，怎么在城管来之前提前发现苗头。她说，夜市里那些大爷大妈，看似在闲逛，其实都是眼线，谁家多卖了三五块钱，谁家跟城管的谁谁谁是亲戚，他们门儿清。
“在这儿，脸皮不值钱，能换成钱的本事才值钱。”她最后总结道。
我默默地听着，把她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。这比我在厂里上了十年政治学习课学到的东西，要有用一百倍。
第四章
第二天，我没去鼓楼，而是听了林岚的话，凌晨三点就起了床，骑着我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，往三十里铺的批发城赶。
天还黑着，路上只有拉货的三轮车和早起扫街的环卫工。我蹬得满头大汗，心里却有一种久违的踏实感。
批发城里已经人声鼎沸，灯火通明。我第一次见识到那种场面，成捆的布料、成箱的服装、堆积如山的鞋袜，空气里都是棉线和化纤的味道。我按照林岚指点的区域，找到了几家专做袜子批发的档口，挨家问价。
果然，这里的价格比朝阳市场便宜了一大截。我用身上仅剩的二百块钱，不仅进了比以前更多的袜子，还听了林岚的建议，捎带了一些小孩子戴的卡通手套和女人们用的彩色头绳。
那天晚上，我换到了鼓楼夜市的另一头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林岚早就在那了，她的摊子不大，一块旧床单，上面摆满了她那些零零碎碎的小商品。她看到我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我学着她的样子，把摊子铺开，把袜子、手套、头绳分门别类地摆好。因为有了新品种，我的摊子看起来比以前丰富了不少。
生意果然好了起来。一个大姐来买袜子，看到了可爱的卡通手套，顺手就给孙子买了一双。一个年轻姑娘来买头绳，挑了半天，又给自己选了两双时髦的玻璃丝袜。
我开始学着吆喝，声音干巴巴的，很别扭。林岚在不远处听到了，没笑我，只是朝我这边喊了一句：“陈师傅，你这新进的羊毛袜不错啊，保暖！”
她这么一喊，立刻有几个路过的人停下来看。我赶紧接着话：“是啊，纯羊毛的，假一罚十！”
一来二去，我们俩渐渐有了默契。她那边有顾客问有没有袜子，她就往我这边一指。我这边有人问有没有鞋垫，我也把人介绍过去。我们就像两个在战壕里互相掩护的士兵。
城管还是会来。但林岚总能提前得到消息。有时候是旁边卖烤串的大叔使个眼色，有时候是远处修鞋的师傅咳嗽一声作为暗号。只要信号一来，她就立刻收摊，顺便踢我一脚，我也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东西卷起来。
我们不再像上次那样狼狈逃窜，而是不紧不慢地推着车，混入人群，走到街角，等风声过去，再重新找地方铺开。
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出摊。不是因为能赚多少钱，而是因为能看到林岚。我们俩话不多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做着自己的生意。但只要一抬头，能看到她在不远处，心里就觉得特别安稳。
我知道，我们是同一类人。是被时代抛弃，却不甘心沉下去的人。
第五章
秋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冬天来得猝不及防。一场寒流，把梧桐树的叶子一夜之间全刮光了。
夜市的生意变得难做起来。天太冷，出来逛的人少了。我和林岚把摊子挪到了一个背风的墙角，两个人挨得很近，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身上的热气。
那天晚上，风特别大，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从五点到八点，我一双袜子都没卖出去。我冻得手脚僵硬，不停地跺脚。
林岚那边也没开张。她穿着一件厚厚的旧棉袄，把自己缩成一团，坐在小马扎上，偶尔抬头看看稀稀拉拉的行人。
“不行了，今天收了吧。”她站起来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我也觉得再等下去没什么意义，便跟着她一起收摊。
“去我家喝碗热汤吧。”她忽然说，“我今天下午炖了萝卜排骨汤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们虽然天天见面，但仅限于夜市。对于彼此的生活，几乎一无所知。
“我……方便吗？”
“一个老娘，一个弟弟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”她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，跨上了自行车，“走吧，别冻感冒了，看病比吃饭贵。”
我推着我的破车，跟在她后面。
她家住在离夜市不远的一个老旧家属院里，是那种苏联式的老楼，楼道里堆满了杂物，灯泡忽明忽暗。
一进门，一股温暖的饭菜香气扑面而来，驱散了满身的寒意。屋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一个看起来十六七岁的男孩在饭桌上写作业。
“妈，小弟，我回来了。”林岚一边换鞋一边说，“这是我朋友，陈峰。”
她妈妈耳朵似乎不太好，看了我半天，才笑着点了点头。她弟弟林亮则很有礼貌地站起来，喊了声：“陈哥好。”
“快坐，外面冷吧。”林岚倒了杯热水给我，又转身进了厨房。
我拘谨地坐在小小的客厅里，看着墙上挂着的奖状，都是林亮的。三好学生，优秀干部。电视里放着《我爱我家》，传来阵阵笑声。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，一种我久违了的、家的感觉。
从纺织厂下岗后，我跟父母报喜不报忧，说厂里派我去外地学习了。我一个人在单位分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，每天就是泡面和馒头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样一张坐满了人的饭桌上吃过饭了。
林岚很快端出了热气腾腾的排骨汤，还有两个炒菜。她妈妈也颤巍巍地端来一盘自己腌的咸菜。
“家里没什么好菜，随便吃点。”林岚给我盛了一大碗汤。
我喝了一口，萝卜炖得烂熟，排骨肉香四溢，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。那一刻，我差点掉下眼泪。
第六章
那顿饭，我们聊了很多。
林岚的父亲以前也是罐头厂的工人，前几年生病去世了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她妈妈身体不好，常年吃药。弟弟林亮学习很好，是全家的希望。整个家的重担，都压在林岚一个人身上。
“厂里那点下岗工资，连给我妈买药都不够。”林岚说得很平静，“总得活下去。”
我默默地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跟她比起来，我那点因为失业而来的自怨自艾，显得那么矫情和微不足道。我至少还有健康的父母，没有这么沉重的负担。
“陈哥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真就一直卖袜子啊？”林亮忽然问我。
我被问住了。是啊，我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只是被推着走，过一天算一天。
林岚瞪了她弟弟一眼：“吃你的饭，大人的事少插嘴。”
“我没别的意思，”林亮挠了挠头，“我就是觉得，陈哥是大学生，又是技术科的，总卖袜子太可惜了。”
“大学生”三个字像针一样扎了我一下。是啊，我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曾经是天之骄子。可现在，这个身份除了增加我的失落感，没有任何用处。
“现在大学生不值钱了。”我苦笑了一下。
“那不一样。”林岚忽然开口，她看着我，眼神很认真，“有文化，脑子就活。你看书学‘连带销售’，不就比别人强？你只是还没找到门路。”
她的话像一束光，照进了我心里最灰暗的角落。一直以来，所有人都觉得我落魄了，可怜我，只有她，觉得我还有别的可能。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躺在冰冷的单身宿舍里，脑子里反复想着林亮和林岚的话。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。摆地摊只是暂时的谋生手段，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必须得为以后做点打算。
第二天出摊的时候，我跟林岚说了我的想法。我想存点钱，租个小门面，哪怕只有几平米，也比这样东躲西藏强。有了固定的地方，就可以卖点更值钱的东西，不只是袜子和鞋垫。
“这个想法好。”林岚眼睛一亮，“我早就想过了，就是本钱不够。”
“我们一起干吧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说出这句话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看着她，心跳得厉害。
她也看着我，愣了几秒钟。冬夜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，她的眼神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烁不定。
“好啊。”她轻轻地说，然后笑了，“不过说好了，我出大头，我当老板，你给我打工。”
“行。”我笑了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从那天起，我们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。我们不再是两个各自为战的小贩，我们成了一个团队。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存钱，每一笔收入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我们卖得更卖力了，天再冷，风再大，也坚持出摊。
我们的钱箱，是一个旧的月饼铁盒。每天收摊后，我们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躲在巷子角落里，借着手电筒的光，一起数那些被捏得皱巴巴的零钱。一块，五块，十块……每一张都带着我们的体温和希望。
第七章
为了更快地攒够本钱，我们决定铤而走险。
林岚打听到，最近市面上流行一种叫“健美裤”的裤子，就是那种踩着脚的，黑色的，特别显身材。这东西在南方已经火了很久，我们这座北方小城才刚刚兴起。据说在批发城里，一条健美裤的拿货价是八块，拿到夜市上，能卖到十五块，利润比卖袜子高多了。
但是这东西本钱也高。我们把月饼铁盒里所有的钱都倒出来，又各自掏空了口袋，才凑了五百块钱。这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。
“干不干？”林岚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兴奋，也有紧张。
“干！”我咬了咬牙。富贵险中求，不冒点险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门面钱？
我们用这五百块钱，进了六十多条健美裤。拿到货的时候，我手都在抖。这可不是袜子，要是被城管抄了，我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
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决定分开行动。我守着袜子和零碎杂货的摊子做掩护，林岚则拎着一个大黑塑料袋，装着健美裤，在夜市里游走，像个“打游击”的。有人问，她就带到没人的角落里交易。
这种方式果然有效。健美裤是新鲜玩意儿，问的人很多。林岚的胆子大，嘴巴又甜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对着年轻姑娘，她说这裤子显腿长；对着中年大嫂，她说这裤子收腹提臀。
一个晚上，她就卖出去了十几条。
看着她把一张张十块、五块的钱塞进口袋，我心里又激动又担心。我让她小心点，她却笑着说：“怕什么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”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星期。我们的月饼铁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丰满起来。我们离那个租个小门面的梦想，越来越近了。
然而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
那天晚上，夜市的人格外多。林岚的生意也特别好。她刚跟一个女学生做完一单生意，还没来得及把钱收好，两个穿制服的就从人群里钻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。
“倒卖东西，跟我们走一趟！”
我当时离她有十几米远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
林岚显然也慌了，脸都白了。她手里的钱和那个装着健美裤的黑塑料袋都掉在了地上。
周围的人“呼啦”一下围了上来，指指点点。
我脑子嗡的一声，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扔下自己的摊子就往那边冲。
“你们干什么！放开她！”我冲上去，想把那个抓着林岚胳膊的城管推开。
“哟，还有同伙？”另一个城管冷笑一声，一把将我推了个趔趄。
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爬起来，挡在林岚身前，冲他们吼：“我们不是倒卖，我们是下岗工人，自己谋个生路，犯了什么法？”
“下岗工人就有理了？下岗工人就能占道经营了？”那个城管不屑地看着我，“少废话，都带走！”
第八章
我和林岚被带到了街道的城管办公室。
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，墙上刷着白灰，挂着“文明执法”的标语。我们被要求蹲在墙角，健美裤和我们所有的货，都被堆在地上。
一个看起来是队长的中年男人，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慢悠悠地喝着茶，审问我们。
“姓名，年龄，原单位。”
我俩都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我们知道，一旦说了，单位和街道都会知道，父母也会知道。我不敢想象我爸妈知道我在外面摆地摊被抓会是什么反应。
队长见我们不说话，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。
“嘴还挺硬。不说也行，反正你们这些人的底细，我们一查就知道。这些货，全部没收。另外，罚款五百。”
五百！这个数字像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我心上。我们辛辛苦苦攒了那么久的钱，还不够交罚款的。
“我们没钱。”林岚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嘶哑。
“没钱？”队长冷笑，“没钱就让家里人来领。或者，在这里蹲到天亮，好好反省反省。”
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。我能听到林岚急促的呼吸声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她家里那个情况，怎么经得起这种折腾。她妈妈要是知道了，非急出病来不可。
我心里充满了悔恨和自责。如果不是我提议一起干，如果不是我们贪图高利润去卖健美裤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事。是我害了她。
“钱我来想办法。”我抬起头，对那个队长说，“你让她先走。她家里有病人，离不开人。”
队长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林岚却猛地拽了我一下，冲我摇头。
我给了她一个让她安心的眼神。然后，我站起来，走到队长面前，近乎哀求地说：“领导，你看这样行不行。货你们都留下，我们认罚。但是罚款能不能宽限两天？我们都是下岗的，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我把我的身份证押在你这，我保证，两天之内，我一定把钱凑齐。”
我从口袋里掏出我那张已经磨得有些掉色的身份证，放在他桌上。
队长拿起我的身份证看了看，又看了看我，沉默了半晌。
“行吧。”他终于松了口，“看你也是个文化人。我就信你一次。货先扣着，两天之内，拿钱来领人领货。要是敢跑，我就去你原单位找你。”
他挥了挥手，示意我们可以走了。
走出那间办公室，外面的冷风一吹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。
林岚一直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我们俩推着空空如也的自行车，走在凌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“对不起。”我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“都怪我。”
她停下脚步，看着我。路灯的光从她头顶照下来，在她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。
“不怪你。”她说，“这条路是我们一起选的。要不是你刚才把事情都揽过去，今晚还不知道怎么收场。”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陈峰，你刚才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个书生。”
我不知道她是在夸我，还是在说什么。我只觉得心里堵得难受。
“五百块钱，我们去哪儿凑？”我绝望地问。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。
“有办法的。”她说，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第九章
第二天，林岚没有出摊。我一个人去了，但心里空落落的，什么也卖不出去。
我满脑子都是那五百块钱的罚款。我去过几个以前厂里的同事家，想开口借钱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大家都是下岗工人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谁又有余钱呢？
晚上收摊的时候，林岚在老地方等我。
她递给我一个信封。
“这里是三百块钱。”她说，“我把给我妈看病存的钱拿出来了。剩下的二百，你再想想办法。”
我拿着那个信封，感觉有千斤重。那是她妈妈的救命钱。
“不行！”我把信封推回去，“这钱我不能要。你妈的病要紧。”
“没事。”她把我的手推开，“我妈的药还能撑半个月。先把货赎回来要紧，不然我们连这半个月的药钱都赚不出来了。”
她的语气很坚决，不容我拒绝。
我看着她，眼眶发热。一个女人，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，还能这么冷静，这么有担当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还有什么理由退缩？
“好。”我收下信封，郑重地说，“这钱算我借的。我一定尽快还你。”
她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剩下的二百块钱，我去哪儿弄？我一夜没睡，想了所有可能。最后，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
我把我爸留给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掉了。那是我爸在我考上大学那年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一直戴着，视若珍宝。当铺的老板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最后给了我二百二十块钱。
拿着那皱巴巴的二百二十块钱，我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。
凑齐了五百块，我去城管队赎人。不对，是赎货。交钱的时候，我的手都在抖。那个队长把身份证和一张罚款收据扔给我，让我去仓库领东西。
看着我们那些被胡乱堆在角落里的袜子和健美裤，我鼻子一酸。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希望。
我把货拉回来的时候，林岚正在她家楼下等我。看到我，她什么也没问，只是默默地帮我把东西搬上楼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没有出摊。在她家的小客厅里，我们把所有的货重新整理了一遍。
“手表呢？”她忽然问。
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摸了摸空空的手腕。
“你把它当了？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我点了点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“陈峰，你是个傻子。”她说着，眼圈红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。她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默默地流眼泪，一颗一颗，砸在那些廉价的健美裤上。
我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只能笨拙地递给她一张手纸。
她擦了擦眼泪，忽然抬起头，看着我说：“我们不能再摆地摊了。”
第十章
“不摆地摊，我们能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开店。”她说，眼神里是破釜沉舟的决绝，“租个最小的店面，哪怕是在最偏的巷子里。我们得有个正经的营生，不能再像老鼠一样活着。”
“可是钱……”
“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批货吗？把它们全卖了，就是本钱。”她指着地上那堆东西，“我们不零卖了，我们去跑厂子，跑单位，去那些女工多的地方，给她们批发。价格便宜点，一次性出清。”
我被她的想法惊呆了。我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样做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开始了疯狂的推销。我凭着以前在纺织厂的人脉，联系了几个效益还算可以的服装厂、食品厂。林岚则负责谈判。
她好像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料。她不卑不亢，把健ed美裤的优点说得头头是道，价格也给得很有诚意。厂里的工会主席、女工主任，大多是些心软的大姐，听了我们是下岗工人的情况，都很同情，加上东西确实时髦又便宜，很快就帮我们联系了团购。
一个星期之内，我们把所有的健美裤和大部分袜子都卖了出去。
最后盘点的时候，我们俩都傻眼了。除去成本，我们净赚了一千三百多块钱。再加上林岚那三百块，我们手里有了将近一千六百块的“巨款”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俩在馄饨摊，破天荒地点了两个小菜，要了一瓶啤酒。
“我们有本钱了。”我端起酒杯，激动得声音都有些抖。
“嗯。”林岚也端起杯子，她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显得格外柔和，“明天我们就去找店面。”
我们碰了一下杯子，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那一刻，我觉得过去几个月所有的辛苦、委屈和惊吓，都值了。
第十一章
找店面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。市口好的地方，租金贵得吓人。便宜的地方，又都偏僻得没人去。
我们俩骑着自行车，跑遍了城里的大街小巷。每天都是希望而去，失望而归。
眼看手里的钱一天天在消耗，我们都有些急了。
最后，还是林岚，在一个叫“工人新村”的老家属区里，发现了一个地方。那是一个临街的小车库，大概只有七八平米，卷帘门锈迹斑斑，门口堆满了垃圾。房东是个退休的老工人，要价一个月三百块，押一付三。
“这里太偏了。”我有些犹豫。
“不偏。”林岚指着周围，“你看，这附近有三个大厂的家属区，还有一所中学，住户起码上万人。他们买东西，总不能都跑去市中心吧？我们只要把东西卖得便宜点，服务好一点，不愁没生意。”
她又指着那个破旧的车库说：“这里虽然小，但是临街，可以开门做生意。我们自己动手，把里面粉刷一下，装个电灯，再弄个货架，就是一个小店了。”
听她这么一分析，我顿时觉得这个破车库充满了希望。
我们当即就定了下来。交了租金和押金，一千二百块钱就没了。我们手里只剩下不到四百块钱，既要进货，又要简单装修。
那段时间，我们俩就像上了发条的陀螺。
白天，我们去建材市场买最便宜的涂料和石灰，自己动手刷墙。我以前在厂里跟基建科的人学过几天，勉强能干点活。林岚一个女的，也跟着我一起干，弄得满身都是白灰点子，像个刚从面粉厂出来的工人。
晚上，我们就去批发城。为了省钱，我们不再进那些时髦但有风险的货，而是专心做袜子、毛巾、内衣、手套、鞋垫这些日用百货。薄利多销，走的是细水长流的路子。
半个月后，我们的小店终于成型了。
墙壁刷得雪白，地上铺了廉价的塑料地板革。我找木料市场的朋友，用废料给我们打了一个简易的货架。林岚又去旧货市场淘了一个二手的玻璃柜台。
我们给小店起了个名字，叫“岚峰百货”。她想叫“林陈百货”，我说太土了，坚持用了这个名字。
开业那天，我们没有鞭炮，也没有花篮。只是把卷帘门拉开，把所有的货都整整齐齐地摆了上去。阳光照进来，照在那些崭新的毛巾和袜子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有希望。
林岚站在门口，看着我们俩辛苦了半个月的成果，眼睛里亮晶晶的。
“陈峰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有自己的店了。”
“是啊，”我站在她身边，看着小小的店面，“我们再也不用被城管追着跑了。”
第十二章
小店的生意，比我们预想的要好。
就像林岚说的，工人新村的居民们需要这样一个方便又实惠的百货店。我们卖的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，价格比国营商店便宜，质量也不差。林岚热情又会说话，很快就跟周围的街坊邻居混熟了。张家阿姨，李家大嫂，都成了我们的常客。
我负责管账和进货，林岚负责看店和销售。我们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店里的生意渐渐走上了正轨。我们不再为下一顿饭发愁，月饼铁盒里的钱，也从几十块，慢慢变成几百块，上千块。
第一个月，我们盘了账，除去所有开销，净赚了八百块钱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关了店门，坐在店里的小板凳上，看着账本上的数字，半天没说话。
“我们成功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“这只是开始。”林岚说，但她的声音里，也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。
她从柜台下拿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我。“这是你的二百二十块钱。”
我一愣，才想起是当时当手表借的钱。
“店里刚有起色，先不用……”
“拿着。”她把信封塞到我手里，“一码归一码。明天，你去把手表赎回来。”
我拿着那二百二十块钱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第二天，我真的去了当铺，把那块上海牌手表赎了回来。重新戴在手腕上，听着那熟悉的“滴答”声，我感觉自己的一部分好像又回来了。
我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林岚正在跟一个顾客介绍新到的毛线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，那是我们赚钱后，我坚持让她买的。她站在堆满货物的店里，忙碌而充满活力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有没有这块手表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真正让我找回自己的，是这段时间的经历，是身边这个叫林岚的女人。
第十三章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97年的夏天。
我们的“岚峰百货”已经在工人新村站稳了脚跟。我们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款，还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。
我们甚至还“奢侈”地在店里装了一部电话。有了电话，进货、联系客户都方便多了。
那天下午，店里不忙。林岚在整理货架，我在看报纸。电话响了，我顺手接了起来。
“喂，找谁？”
“请问陈峰在吗？我是他以前纺织厂的同事。”
我心里一动，是我以前技术科的科长。
“科长，是我。”
“陈峰啊！可算找到你了！你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厂里都说你失踪了。”科长的声音很激动，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咱们厂跟港商合资了，要重新开一条生产线，急需技术人员。我跟新老板推荐了你，他看了你以前的设计图，很欣赏。你赶紧回来上班吧！工资比以前翻一倍！”
放下电话，我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机会，我梦寐以求的机会，就这么突然来了。回到厂里，重新做我的技术员，拿稳定的高工资，我就可以摆脱小商贩的身份，重新变回那个“文化人”陈峰了。
林岚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我把事情跟她说了一遍。
她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听完后，她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是好事啊。你应该回去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我下意识地问，“这个店怎么办？”
“店我一个人也能看。”她说，然后转过身，继续去整理她的货架，把一团团毛线码得整整齐齐，“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你是大学生，应该有更好的前途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能听出那平静下面压抑着的东西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俩第一次沉默着关了店门。
我心里乱成一团麻。回去，还是留下？一边是体面的工作和安稳的未来，一边是这个我和她一手一脚打拼起来的小店，和我们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。
我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上，翻来覆去，一夜无眠。
我想起那个被城管追得满街跑的夜晚，她骑着自行车，像个女侠一样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想起那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想起她在我走投无路时拿出的三百块钱，想起我们一起刷墙，一起数钱，一起为了这个小店奔波的日日夜夜。
那些画面，一幕一幕，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放映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终于做出了决定。
第十四章
我没有回纺织厂。
我给科长回了电话，谢绝了他的好意。科长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，说我“脑子不清醒”，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。
挂了电话，我一身轻松。
我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林岚正在门口打扫卫生。她看到我，眼神有些躲闪。
“我没回去。”我说。
她拿着扫帚的手顿了一下，抬起头看我，眼睛里有惊讶，有疑惑，还有一丝我看得懂的欣喜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这里有我的店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还有，我的老板。”
她愣住了，脸颊慢慢地红了，一直红到了耳根。她低下头，用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地上的落叶，小声说：“谁……谁是你老板了，我们是合伙人。”
我笑了。我知道，她懂我的意思。
从那天起，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，算是捅破了。我们没有说过什么山盟海誓的话，但我们都明白，我们再也分不开了。
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好。我们的小店从七八平米，换到了旁边一个三十平米的门面。我们不再只卖日用百货，还增加了一些文具和零食，吸引了附近中学的学生。
林亮的学费和林岚妈妈的医药费，再也不用发愁了。林亮也很争气，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。
98年春节，我第一次去了林岚的老家。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北方村庄。她的亲戚们看着我这个城里来的“大学生”，都觉得林岚找了个好对象。
我们俩并排走在田埂上，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。
“陈峰，”她忽然停下脚步，“你后悔过吗？为了我，放弃了回厂里的机会。”
我摇了摇头，抓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因为常年操劳，有些粗糙，但很温暖。
“从来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在厂里，我只是一个画图的。但是在这里，我找到了我自己。”
我看着她，那个在96年的夜市里，骑着女式自行车，一把将我的生活拽上正轨的女人。
是她，让我明白了，人的价值，不在于你在哪里，做什么工作，而在于你是否在为自己的生活，为自己在乎的人，努力地活着。
第十五章
我们的小店，后来又扩建了一次。我们把隔壁也租了下来，打通了，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超市。
我们还是叫它“岚峰百货”。
林岚当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娘，但她还是习惯自己守在店里，跟街坊邻居聊天，帮他们挑东西。我则负责进货和财务，偶尔也开着我们新买的二手小面包车去送货。
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城管的哨子声了。我们按时交税，合法经营。有时候，当年追过我们的那个城管队长，会穿着便衣来我们店里买烟。他看到我，会有些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陈老板，生意不错啊。”
我也会笑着递给他烟，说：“托福，托福。”
恩怨早就过去了。大家都是为了生活，在自己的位置上挣扎。
有一个傍晚，我和林岚没什么事，就一起去逛了鼓楼夜市。
夜市还是那么热闹，只是比几年前更规范了。小摊贩们都有了固定的摊位，不再需要提心吊胆。卖的东西也五花八门，比我们那时候丰富多了。
我们走到当年我卖袜子、她卖鞋垫的那个角落。那里现在是一个卖手机贴膜的小摊。年轻的摊主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给顾客的手机覆上一层新的保护膜。
一切都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“想什么呢？”林岚碰了碰我的胳膊。
我回过神，笑了笑。“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晚上，没有遇见你，我现在会在哪里。”
她也笑了，露出那两颗可爱的小虎牙。
“可能，”她说，“你早就学会怎么跑了，说不定现在是夜市里跑得最快的那个‘袜子大王’。”
我们俩相视一笑。
我知道，她说得不对。如果没有她，我可能会放弃，会回到父母身边，接受他们的安排，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。
是她，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最晦暗的人生路口。
我们手牵着手，慢慢地走在喧闹的人群里。远处传来九十年代末流行的情歌，歌声缠绵悱恻。
我侧过头，看着身边的林岚。她正好奇地看着一个卖糖画的摊子，眼神里还是有那种孩子气的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亮光。
我握紧了她的手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无比地清楚，96年的那个冬天，当她把我的摊布塞进车筐，对我说“跟我走啊”的时候，她带我走的，是回家的路。